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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東道國與我國在稅收征管機制、稅制優化程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，不少企業在“走出去”過程中面臨涉稅爭議。結合國家稅務總局濟南市稅務局調研成果看，自行協商、提起訴訟、啟動相互協商程序等，都是化解涉稅爭議的有效方法。
近日，國家稅務總局濟南市稅務局開展調研活動，走進山東省部分“走出去”企業，深入了解企業在“走出去”過程中遇到的涉稅爭議。調研結果顯示，“走出去”企業常見的稅務爭議主要有國際雙重征稅爭議、東道國稅務處理不確定爭議和稅收政策理解差異爭議等。調研中還發現，根據東道國經濟發展、法制健全程度，爭議標的額等的不同，“走出去”企業可以選擇自行協商、提起訴訟、啟動相互協商程序（英文簡稱MAP）等不同的方式。只要選對方法，化解涉稅爭議就會更有效。
自行協商：書面溝通有保障
【案例】山東省某對外合作公司M公司，其“走出去”項目的所在地多為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，東道國稅法體系并不健全，面臨較大的涉稅風險。以M公司在某非洲國家F國的投資項目為例，F國稅務機關沒有明確以哪種核算方式確認收入、繳納稅款。M公司在該國成立某項目初期，按照收付實現制原則確認收入并繳納稅款，得到了當地稅務機關的認可。但是，項目運營幾年后，F國稅務機關發現按照權責發生制確認收入，可以征收到的稅款更多，遂要求M公司更改核算方式，給公司帶來額外稅收負擔的同時，也給公司的正常財務核算造成了不小的麻煩。
筆者在調研中發現，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中，大部分國家為經濟欠發達國家，財政收入水平普遍較低，當地政府面臨著較大的財政壓力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不少國家沒有明確的政策執行標準和解釋口徑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缺乏公平性和確定性。一些國家的稅務機關往往參照對本國有利的核算方式、納稅原則執行，稅務檢查也具有較強的隨意性，檢查頻率很高，極大地影響了公司的正常運營。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稅務機關平均每年要進行3～5次審計，并且沒有明確的稅務檢查程序。有些地方即使制定了稅務檢查程序，但當地稅務機關往往搞突擊檢查，“走出去”企業不得不花費較多的人力、物力和財力加以應對。
在眾多化解稅務爭議的路徑中，與稅務機關溝通協商解決爭議是最簡便、最經濟的方式。但是，鑒于一些稅務機關執法隨意性較大，建議“走出去”企業在進行稅企協商的過程中，盡量采用書面形式固化協商結果。在享受當地政府提供的臨時性稅收優惠政策時，建議企業取得較高級別政府部門的書面證明，以免在稅務檢查時引發爭議。
提起訴訟：闡明事實很關鍵
【案例】最近，B國聯邦稅務局針對山東省某發電公司E公司投產的電站，在基建期內的銷售稅開展了相關審計活動。聯邦稅務局認為，E公司有約1900萬美元的銷售稅，不應該作為進項稅額抵扣，就此事項與E公司產生稅務爭議。目前，E公司已經向B國某高等法院提起訴訟，并獲得了止付令，案件仍處在審理過程中。
在法制體系較為健全的國家和地區，如果無法通過自行協商方式解決稅務爭議，一些“走出去”企業會選擇通過司法訴訟程序，通常會借助熟悉當地法律的專業服務機構代為提起訴訟，化解涉稅爭議。雖然通過司法程序解決稅務爭議，企業可能會面臨較高金額的訴訟費用和較為煩瑣的爭訟程序。但是，提起訴訟并獲得法院的最終判決，對企業而言，其結果具有較強的確定性。在提起訴訟時，企業須關注如何以中立、客觀的方式，清晰闡述引發爭議的事實，同時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提交至法院。盡可能避免因事實闡述不明，導致法院等司法部門對爭議事實產生誤解，從而影響法官的判斷。
啟動MAP：備齊資料是前提
【案例】山東省某電力公司A公司在Y國開展工程—采購—建設總承包業務（英文簡稱EPC），其境外合同中的服務部分已在中國境內全額納稅。但Y國稅務當局認為，境外合同的服務部分作為EPC的組成部分，其收入額應判定為來源于Y國境內，需要在Y國納稅。Y國稅務當局啟動轉讓定價評估工作，A公司將面臨雙重征稅的風險，可能涉及的稅款高達4000萬美元。
近年來，新的業務形式不斷涌現，但是，我國與部分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年代久遠，存在部分條款容易引發歧義的問題。以本案為例，中國與Y國簽訂的《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》自1995年1月1日開始執行，對于EPC中的服務部分應當在哪個國家繳納稅款這一問題，Y國稅務當局與A公司有不同理解，因而帶來了國際雙重征稅的涉稅爭議。
由于涉及稅款金額較大，A公司選擇啟動MAP。企業需要關注的是，MAP的各個工作流程、任務節點沒有較為嚴格的時間限制，在實際處理中可能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。A公司自提請MAP以來，中國與Y國雙方已經開展了三輪磋商，仍未取得突破性進展。對此，筆者建議“走出去”企業，在提請MAP前須根據有關規定，準備好相應的證明文件和資料，盡可能減少MAP解決涉稅爭議的障礙。同時，在提請MAP后，應時刻關注相關進展，積極配合稅務機關做好后續的支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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